建一流大学应找准 中国坐标

　　当舆论还在热议高考公平机制、存废利弊的时候，已有另一部分的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这多少折射出国内高等教育的某些尴尬。一方面，我国的高校整体规模早已跃居世界首位。另一方面，我国缺乏世界一流大学，还称不上是“教育强国”。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列出了明确时间表——到2020年，我国部分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前列。这个“双一流”方案甫一出台，就立即引起了社会热议。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

　　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与清华分列全球高校42名和47名，可以算是“世界一流”。但在人们的直观印象中，世界高等教育的版图里始终缺乏一个清晰可见的“中国坐标”。中国高校与人们心目中的哈佛、剑桥等一流学府存在着差距。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高校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教育质量、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层次上的不足。而面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如何找准坐标，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就成为现实中亟需解决的命题。

　　创建一流大学，“复制牌”不能打

　　什么是一流大学?当前世界对此并无统一界定和标准，普遍公认的是，世界一流大学须体现本国特点、民族特色和文化自信，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程。从这个层面来看，简单复制西方大学模式，摒弃中国特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品格而建立起来的高校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达到“一流”。

　　“唯排名论”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大误区

　　大学排名固然是判断高校是否进入世界“第一阵营”的直观标准，但过于重视排名，就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泡沫化。过去，为了迎合一些评价机构的“标准体系”，许多高校都将考核机制与论文数量、期刊层次、课题来源等直接挂钩，最终大多只是堆砌一系列华丽数字，背后却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研究人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通过课题结题后，有90%被束之高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双一流”建设还要积极规避以前的“规模导向”

　　从哈佛、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学府的发展轨迹来看，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看“机制”，二看创新。高校及其所属的科研院所在多大程度上触及社会进步的“灵魂”是判断其是否成为“一流”的试金石。经过多年来的重点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基础资源已经获得了整体提升，这就要求新时期高校建设要注重软实力崛起，不能片面追求建设规模。梅贻琦的“大师论”言犹在耳，国内高校摒弃粗放型发展思路，注重修炼“内功”，培养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独立的大学精神就成为必然要求。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英国大学崛起于18世纪，德国大学在19世纪跻身一流，20世纪则由美国大学引领世界，上世纪初中国的北大、清华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一度与世界名校比肩。现在，面临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强大的有利形势，中国高校若能抓住中国崛起的契机，突破创新，摈弃误区，则让中国高校成为世界教育版图上耀眼“地标”的梦想便不再遥远。

　　学科建设是龙头中国特色要坚持

　　纵观全球，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凭借一些学科闻名遐迩，吸引各国英才。例如，牛津、剑桥、哈佛大学拥有遥遥领先的文、法、医等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斯坦福大学的物理、耶鲁大学的文学和艺术学科是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风向标。

　　“学科建设是龙头，是高校核心竞争力，而以重点学科为依托，形成特色发展则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聂宏认为，一流学科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重大科学技术需求，坚持特色发展战略，要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融合创新上下苦功夫，掌握“杀手锏”的关键技术，在优良的学术土壤中，带出一批优秀人才，开辟一片学术高地。

　　瞿振元指出，以学科为单元加强学校建设，尽早让一批学科成为一流学科，这样的一流大学才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实的而不是空的。同时，一流学科建设一定要处理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关系，使人才培养的一流和科技创新的一流相互融合，这才是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获得了争创一流大学高校的广泛认同。

　　陈骏说，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路径，根源都在于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在于引领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自觉肩负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

　　“创建一流大学，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大学模式，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地方文化特质的现代大学。”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说，“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要紧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线，构建别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体系，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探索地方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评价导向要改革统筹推进很重要

　　教学改革徘徊不前，新老人事体系之间矛盾初显;资源的综合配置机制不顺、效率较低，职能部门权责不清;学校管理体制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待进一步合理划分;现行的人事、财务等方面的制度受了过多的约束，束缚了学校应对人才竞争的能力，制约了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限制了研究机构的活力……

　　这些问题，几乎是中国高校发展共同的难题。

　　“从深层次讲，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理念不够成熟、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发展方式不够科学、治理架构不够健全等造成的。”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说。

　　“相较之下，我们现在的研究氛围还比较浮躁。”中外合作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认为，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可能还在于对个人兴趣的挖掘、对研究的专注度、对未知探索的执着这些方面。从研究看，真正突破性的发现，与研究者的好奇心、兴趣、长期的专注和努力都是分不开。

　　“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一个积极探索未来教育方向、迎接挑战、并为学生创造更大价值的大学，而非仅仅出一些科研成果。这一点可能是当下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因为在赶超的过程中，我们更容易关注现行的指标，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席酉民说。

　　不少高校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外有许多评估机构，纷繁复杂的大学排行让人摸不着头脑，也给一些高校造成了办学思路上的混乱。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以追求卓越和世界一流为导向的教育科研评价体制为牵引，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建设进程。”朱秀林说，“评价体系具有导向和诊断功能，要以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推动国内学术生态的重建，建立全面、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形成中国特色大学评价体系。”

　　“统一起来思考、统一起来布局、统一起来推进，有助于克服过去的重点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对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瞿振元表示，今后可以考虑引入“可进可出”的竞争机制，落伍的应该退出、新生的应该进来。

　　瞿振元强调，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是宝塔形，而是图钉形，由“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仅有112所，其余2400多所高校的发展也要统筹考虑。要注意照顾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让不同层次的学校都有争创一流的环境。